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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99年的春节，我过得很不好，2000年春节，我照旧很糟糕。这两个春节在我人生经历中相当痛苦，属于记忆中的硬伤，时间再久也抹杀不去，像顽固的电脑病毒。

    出租房里除我之外的人都回家过年了，而我连一顿像样点儿的晚饭都没有准备。房东问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年，我没有说原因。我什么也不想说，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，横躺在床上发呆。

    这一天是大年三十。

    这一天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快的节日当中，无人知晓有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，在义乌农村的一个出租房里偷偷哭泣。当年夜饭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时，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过程，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无以言表，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。

    鞭炮声把我从一个梦中彻底震醒了，一个太虚幻的梦，我曾经为这个梦忘记了自己背井离乡的目的。现在，梦醒了，而我已经很痛很痛，痛得连给父母打个电话问声新年好的勇气都没有。

    我没有吃年夜饭，想吃也没有，所有的快餐店都关门了。

    我饿着肚子躺在床上，苦苦追问自己到底还要不要明天？！一年过去了，我依旧是个不成器的王小二。我想了很多很多，想父母、想金子、想妹妹，当然最想我的女儿霜儿，现在她又长了一岁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，过年了，别人的爸爸都在女儿身边，而她的爸爸却不见踪影，她在想我吗？在想她的爸爸吗？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    我知道这一年，他们都过得不错，平安顺利。

    我知道这一年，我心中满是自找的伤痕，得到了应得的沮丧。

    我甚至无端痛恨起网吧来，总觉得是网吧害了我。此时的我并不知道，网吧将是改变我这一生的重要因素。应了那句古语，“塞翁失马，焉知祸福”。在我的人生中如果去掉这段经历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今天。

    我毕竟是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人，这个年龄群接触网吧并不是普遍的现象。我的高中同学中，还有一半基本上没摸过电脑，初中同学就更不用说了，七成以上没摸过电脑。因为网吧，我消耗掉了一些青春年华，虽然泡网吧之后，是无尽的颓废与钱财的消耗。

    2000年春节有太多的感伤、太多的无奈，也有太多的反思……

    人家过正月走亲访友，我是在孤独的睡眠中度过的。我有意像戒毒瘾一样地减少去网吧的次数，由一天一次变为两天一次，然后是三天一次，最后是每周一次。我知道网络对我的诱惑太大了，就像香烟对我的诱惑一样，我没办法戒掉。

    草草而乱乱地过完正月，我口袋中虽然还有两千块钱，但我已经不舍得再乱花了。人们都喜欢在新年拟订个新年计划，这一年要如何如何地去干。我拟不了，我只有一个模糊的大方向，没有水彩工笔，只有水墨写意山水，而且还是一幅远景画。

    我无可奈何地陷入新一轮的烦躁中，我明白一件事情，2000年如果我还是照旧一事无成地混一年，金子肯定不再属于我。我很少给金子打电话，我无法编织一个美丽的梦给金子。我怕自己打去的电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，加快金子寻找新的幸福。少有的几次电话，我还是因为太想女儿了，忍不住打的。

    正月之后，大量的民工又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义乌。看着他们风风火火的劲头，我在暗地里讨厌自己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他们一样，甚至跟从前的我一样，安安稳稳地打工，静心地生活？时过境迁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我的心已经在盲目地一次次地扩张，就像日本侵略者一般，狂妄而不着边际地野心勃勃。日本佬曾想“大东亚共荣”，而我想“全家共荣”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。我知道这个比喻不很恰当，但野心是事实，必须得承认的。

    经过整整一个正月的内心落寞与反思，我决定不能再等机遇了，要主动出击去寻找机遇。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永康，因为那里是我拿工资最高的地方。虽然现在不能确定永康会给我带来什么机遇，但我还是想去那里走走，我想找一下老五，打听一下老五的近况。典当行的钱我是不会再去挣了，毕竟风险太大，万一折进去了，这辈子翻不了身是小，连老家都没脸回去了，回去还不让村民们看扁，把我看成狗屎？更重要的是，金子和女儿会怎么看我？

    守株待兔比不想吃肉具有可塑性，而主动出击又比守株待兔更具攻击力与杀伤力，即使这种出击有时带着盲目性。机遇总是被主动出击者一次次捕捉到，他们n次地吃到了肉，让待在原地者流着口水、发着牢骚。

    想好了，我就动身去永康，只是去看看，并没有带任何行李。

    这里要顺带提一下永康。有点儿社会常识的人可能都知道，永康是“五金之都”。在永康市区有座“中国科技五金城”，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，到2000年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。据我所知，2000年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市场成交额达八十多亿，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。

    到了永康之后，我就直奔原先那个典当行。公司还在，主人也还是李总，但员工已经全换了，一个都不认识，我不由得感叹这世界变化太大了。同时也佩服李总这个人，都出了“让员工跑路”的事，公司还安然无恙地存在，不是件简单的事，要很强的社会背景才可以。

    李总正好在办公室。

    对我的到来李总颇感意外。他问我这些日子在哪儿上班，我告诉他说在义乌一家工厂里做生产主管。李总连说了几声不错不错。瞎扯了几句后，我就问起老五来，我说我想找他玩玩，但是联系不上他。

    李总说他也不知道，自从上次走后就一直没有联系，手机也停机了。我“哦”了一声说：“我联系过老五，手机也是停机的，我以为他会主动打电话给您。”

    “没有，他可能要等风声完全过了才会给我电话吧。”李总说，“对了，你的手机怎么也停机了？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这不是让李总你更放心些嘛，所以我就把卡扔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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